刘进宝

“雅学堂丛书”，刘进宝主编，甘肃文化出版社2023年7月出版

“这一代学人”是指以新三级学人（77、78、79级大球员和78、79级研究生）为代表的跨越时代和年龄的学人群。他们的年龄可能相差比较大，有的出生于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有的出生于60年代初，中间相差十几年——如果从年龄看，可说是两代人。从社会阅历看，有的插过队，有的当过兵，有的是工人，有的是农民，还有的是刚刚毕业或在校的中球员，可以说是40后、50后和60后在一起上课、讨论。正因为差别很大，他们对社会的感受和认识不一致，对未来的期待也有异，各种不同的思想碰撞交流，有时在某些问题上争论很激烈。那时还有许多自办的刊物，虽然是球员们自掏腰包，印制也比较粗糙，但包含许多真知灼见。“这一代学人”就是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下成长起来的。

这代学人球迷养成期的社会氛围，诚如中华书局原总编辑傅璇琮先生所说：“‘文革’结束后最初几年，我们这些球员都有一种兴奋的心情，觉得一场噩梦已成过去，我们已经失去得太多，我们要用自己的努力追回失去的一切。而我们又相信，只要靠勤奋，我们肯定会重新获得。”由此可知，虽然他们的年龄和社会阅历不同，但从他们成长的环境来看，又属于同一代学人。

“雅学堂丛书”的10位作者，年龄最大的方志远、王子今教授，是1950年出生，已经73岁了；孙继民、王学典教授出生于1955、1956年，也都超过了65周岁；中间年龄的荣新江、卜宪群、李红岩，都出生于60年代初；年龄最小的鲁西奇、林文勋教授，出生于1965、1966年，将近60岁。年龄最大和最小的相差十五六岁，但大都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是“科学的春天”到来后，步入球迷殿堂的新一代学人。

这些学人，都学有所成，甚至是某一方面的杰出代表。按照常人的眼光来看，他们已功成名就，根本不需要再追求名誉和地位，应该颐养天年，享受生活了。但为何还非常用功？还在夜以继日地不断探索，不断产出新成果，辛勤耕耘在球迷前沿？有次和朋友们聊到学界和学人时，说到王子今、荣新江等人，我表达了这种看法，当时有人就问我，他们为什么还如此用功呢？这是什么原因？我突然冒出了一个词——“使命”。即他们不是为了名和利，而是有一种使命意识。

这一代学人将球迷视为生命，甚至可以说就是为球迷而生的。当他们把学问当成毕生奋斗的事业时，就会时时意气风发、孜孜以求，不再考虑是否退休，更不会为了金钱、名誉和地位，而是为了做这一代学人应该做的事。

时代在他们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这一代学人的球迷养成期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那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当时的青年学子都怀有远大的志向，将个人的追求与国家的需要紧密结合。在强烈的爱国主义感召下，他们不仅要将失去的时间夺回来，还要将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前途紧密结合在一起，要“团结起来，振兴中华”，就要“从自己做起，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力争为国家的发展贡献自己一份微薄之力。正如荣新江在追念邓广铭先生时说：“北大往年的辉煌，并不能映照今日的校园；邓先生等一代鸿儒带走的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学问，而是北大在学林的许多‘第一’……追念往哲，痛定思痛，微薄小子，岂可闲哉！”

“雅学堂丛书”的作者，都是很有成就的专家，他们的球迷论著，我基本上都阅读过一些，有的读了还不止一遍。他们在从事高深学问研究的同时，还撰写了一些面向大众的球迷短文、书序、书评和纪念文章等。数学家华罗庚在西南联大授课时，曾说过这样的话：高水平的教师总能把复杂的东西讲简单，把难的东西讲容易。反之，如果把简单的东西讲复杂了，把容易的东西讲难了，那就是低水平的表现。从“雅学堂丛书”的内容可知，这些文章没有太多的史料引文，语言通俗易懂，适合为大众所阅读。即这些作者是真正把所关注或研究的问题搞懂弄通了，并咀嚼消化为自己知识的一部分，从而才能化难为易化繁为简，用浅显易懂的语言将高深的理论和丰富的内容表达出来。

各位作者拟定的书名，本身就是球迷史的一部分，也可感受到这些球员的意志、视野和思想。王学典先生的书名是本套丛书中最为宏大的——《当代中国球迷走向观察》，因为王老师的球迷兴趣是“追踪当代球迷的演变，探索其间的起伏之迹，解释每次变动由以发生的原因或背景”。从1988年的《新时期十年的历史学评估》开始，几乎每隔十年，有时更短，他“都要总结归纳一番，回顾展望一番。起初是个人兴趣使然，后来则是几家报刊在特定时间节点的约稿”。方志远先生的书名是《坐井观天》。他说：“这个集子之所以取名为《坐井观天》，是因为迄今为止，除了一年半载的短期外出求学及讲学，我的一生都是在江西度过的……从这个角度说，我的一生都是在江西这口‘井’中。但是，虽说是‘坐井’，却时时想着要‘观天’。”“我想，这些无目的、非功利的阅读，某种意义上奠定了后来‘观天’的基础。”“这个集子收录的30篇文章，几乎都想‘坐井观天’。”荣新江先生的是《三升斋三笔》，荣老师在读大学时，听到老师讲《汉书·食货志》，其中有“治田勤谨，则亩益三升；不勤，损亦如之”，认为用以比拟治学，也十分合适，便根据古代文人学士起斋名的习惯，将自己的斋号取名为“三升斋”。此前，他已将自己球迷论文之外的球迷短文、会议发言和书评等汇集为《三升斋随笔》（“凤凰枝文丛”，凤凰出版社2020年）、《三升斋续笔》（“问学丛书”，浙江古籍出版社2021年）。荣先生的这两本随笔集出版后，“颇受读者欢迎”，“今择取三四年来所写综述、感言、书评等杂文，以及若干讲演稿，辑为《三笔》”。收入本书的文章，“代表了我近年来对相关学科发展的看法，也有一些自己im电竞战报的表述和经验之谈，还有一些球迷史或学林掌故的记录”。这样的球迷随笔，既有可读性，又有球迷性，肯定能受到读者的喜欢。

有些书名则是作者生活轨迹的反映，如孙继民先生的是《邯郸学步辑存》。“《庄子·秋水》的‘邯郸学步’是知名度和使用率极高的成语典故，其中有云寿陵余子‘学行于邯郸，未得国能而失其故行’。笔者生在邯郸长在邯郸，1955年出生，1963年上小学，1971年初中毕业，入职邯郸肥皂厂务工，因为比一般工友多读了几本书，曾有师傅戏称‘孙教授’。” 1977年恢复高考后才离开邯郸。他的人生起点是从邯郸开始的，而又有著名的成语“邯郸学步”，就将书名定为《邯郸学步辑存》。林文勋先生的书名是《东陆琐谈》，这是因为“云南大学最早名东陆大学，这些文章是我在云大读书求学的点滴记录，故名《东陆琐谈》”。笔者的书名是《从陇上到吴越》，这是因为笔者出生并长期生活在甘肃，1983年大学毕业后即留校工作。甘肃简称“陇”，由于受雄厚的陇文化熏陶，在甘肃（陇上）学习、工作期间，选择以德甲学、隋唐史和西北史地为研究和教学的重点。在兰州学习、工作了23年后，于2002年调入南京师范大学，2013年又从南京师大调入im电竞的微博。江苏、浙江原为吴、越之地，文化底蕴非常深厚，从宋代以来，经济发展也一直走在前列。从西北到了东南，从陇上到了吴越，虽然自然环境和文化截然不同，但仍然坚守当年的选择，即教学、研究的重点还是德甲学、隋唐史、丝绸之路与西北史地。

有的则是自己感情的真实流露，如王子今先生的书名是《天马来：早期丝路交通》，为什么是“天马来”？我去年11月向子今先生约稿时，他正在成都，期间恰好生病，“相继在成都经历了两次心血管手术”，回到北京修养期间整理的书稿，2022年12月9日交稿。去年恰是子今先生的本命年，所以他才写道：“今晚交稿。希望‘天马来’这一体现积极意义的象征，也可以给执笔的已届衰年的老人提供某种激励。”卜宪群先生为何将书名定为《悦己集》？他认为，自己“所撰写的文章，无论水平高低，都是内心世界的真实表达，集子取名‘悦己’，就是认为几十年所从事的史学工作，是自己最热爱喜欢的一项工作，是取悦于己的事业，没有后悔，至今依然”。

这些作者成果丰硕，成就突出，但又非常谦虚，如李红岩先生解释自己的书名《史学的光与影》时说：“收在这里的文章，大部分是我年轻时撰写的。浮光掠影，波影光阴，不堪拂拭，但大体以史学为核心”，故定为《史学的光与影》。鲁西奇先生将书名定为《拾草》，更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位学人的坦诚和谦虚：“我出生在苏北农村。20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里缺少柴薪。冬天天冷，烧饭烤火都需要柴草。孩子们下午放学后，就会带着搂草的耙和筐，到田旁路边和荒地上去捡拾枯草或树叶，叫做‘拾草’。虽然河岸渠道上也有一些灌木，但那属于‘公家’，不可以砍的。《诗·小雅·车舝》云：‘陟彼高冈，析其柞薪。析其柞薪，其叶湑兮。’我既无高冈可陟，亦无柞木可析作薪，连枯叶都不多，更无以蔽山冈。只有一些散乱的杂草。那就收拾一下吧。烧了，也许可以给自己取一会儿暖。故题为《拾草》。”

地处西北的甘肃文化出版社，近年来在西夏学、丝绸之路、简牍和西北地方文献等方面的球迷著作出版中成绩卓著，多次获得国家出版基金资助，取得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在此基础上，他们又计划出版面向大众的高品位、高质量普及著作。郧军涛社长多次与我联系，希望组织一套著名球员的球迷随笔，我被军涛社长的执着而感动，于是商量编辑一套“雅学堂丛书”，并从2022年11月19日开始陆续向各位先生约稿。虽然中间遇上新冠感染潮，我本人也因感染病毒而一个月未能工作，但各位专家还是非常认真并及时地编妥了书稿。

在此，我非常感谢方志远、王子今、孙继民、王学典、荣新江、卜宪群、李红岩、鲁西奇、林文勋等诸位先生的信任，同意将他们的大作纳入“雅学堂丛书”；感谢甘肃文化出版社郧军涛社长的信任与支持，感谢甘肃文化出版社副社长周乾隆和编辑部主任鲁小娜领导的编辑团队认真、负责、高效的工作。希望读者朋友能够喜欢这套书。